别样的散文，不一样的“文化中国”******
【从新年首期选刊看文学新气象】
别样的散文，不一样的“文化中国”
——从2023年第1期《散文（海外版）》看当下散文创作特色与趋向
作者：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今天散文的魅力取决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叙述什么样的“文化中国”和怎样叙述“文化中国”。这决定了散文创作的气象，也左右了散文创作的趋势。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散文（海外版）》是月度散文选刊。以2023年第1期杂志为例，我们可以管窥当下散文创作的基本风貌和格局。
深入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叙述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所提到的“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在讲述方法层面上来考虑中国故事的讲述，而是要构建一个不一样的叙述格局来讲述中国故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谈到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其背后有一个讲述西方故事的参照系。不仅如此，人们惯于在中西故事的等级关系之中去选择中国故事、叙述中国故事。因此，从根本上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不是方法论层面的话题，而是如何处理中西“故事”关系的问题。本期《散文（海外版）》的几篇散文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它们深入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去找寻“文化中国”，体现了散文家叙述“文化中国”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胡学文的《拴在年上的记忆》所叙写的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春节生活。与很多写春节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它所写的不是图腾式的春节，也不是仪式化的春节，而是深入中国人骨髓深处的日常化的春节。胡学文表面上不厌其烦地详细叙写春节的程式、美食等，而作品内在内容写的是深入中国人血肉之中的日常伦理与情怀，勾画出亲情至上的文化根脉。《拴在年上的记忆》讲述春节特有的“味道”。周缶工的《老屋衣马》所写的也是寻常百姓家的历史与日常。老屋是老旧中国的缩影，老屋里的芸芸众生乃是中华儿女。《老屋衣马》并没有酸腐气，而是充满了可爱，充盈着怡然自得的纲常与伦理。
《拴在年上的记忆》与《老屋衣马》这两篇散文的“新奇”在于，他们客观还原“老中国”的方式，不是夸张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贴近历史的、烟火气的，它力求写出一个“客观的中国”。这里的“客观的中国”并不符合某种先验的观点，而是深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展现其历史的自洽性。所以，两位作者在叙写春节、老屋这样的常规题材时，才能如此心平气和、娓娓道来。
其实，两篇散文能如此平静地“叙述中国”，自然是参照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标准发生了变化。原来那种图腾式、仪式化地叙述中国的方式，是由其所参照的西方预设的文化等级所决定的。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来叙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则充满了猎奇，甚至夸张与扭曲，行文之时难免有剑拔弩张之气，自然就难以心平气和地叙述。叙事思维的调整，不仅能让散文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出豁达、自然的气象，更重要的是，散文所观照的人和事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穆欣欣的《把日子往前过才是幸福——红楼人物刘姥姥》体现了这种转化的趋势。《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人物形象，在很多读者眼里，她笨拙的言行与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那样充满喜剧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无非是人们习惯性地从高处出发来审视刘姥姥。然而，如果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尤其贴近老百姓“过日子”的人生伦常来看待刘姥姥，我们就会发现刘姥姥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坚韧、宽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
段爱松的《斑斓捕梦人——我与外国文学之缘》的思路与《把日子往前过才是幸福——红楼人物刘姥姥》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所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外文学关系。说起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习见的叙述是讲述中国作家如何受到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然而，这篇散文的叙述思路却与众不同，它以中外文学经典之间的“互通”与“互鉴”作为叙述的思路，仔细地叙述了《红楼梦》与《浮士德》之间的“互鉴”之处。同时，它也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柳永的《雨霖铃·秋别》、温庭筠的《菩萨蛮·雨晴夜合玲珑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之间找到“互通性”。
给传统审美意识注入当下性
描写山水田园是中国散文固有之重要领域，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令人称道的优秀篇章。此类散文借景抒情，以景、物甚至山水田园寄予作者的思想情感和道德理想。这样的写物抒情方式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们和中国传统审美观相联系。中国早期的比德、畅神审美意识，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散文创作的发展。当下散文创作仍注重表现比德的审美意识和畅神的审美理想，这也是表现“文化中国”的主要方式。
马晓燕的《在花朵中念与痛》以比德的审美意识来表现当代人应该坚守的价值观。马晓燕以槐花来表现人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以玉兰来体现不流于世俗的价值追求，以牵牛花来表现对于淳朴心灵的向往。黄丹丹的《我的植物故交》在更为深邃的哲思层面来建立“物”同“人”的关系。文章通过对蓼、雪见草、马泡秧子、狗尾草、三棱草、野苋菜、美人蕉、凤仙花、矢车菊、六道木等植物的细心观察，对植物物性进行不厌其烦的书写，无非是要恢复人类认知植物的各种能力，重新找回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和植物本来就是共同享受自然界的阳光与雨露，只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让人类和自然相远离，人与自然相阻隔。黄丹丹从植物与人的关系入手，期望重建人和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以物观人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的确立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物我相连、物我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宝贵的价值观念，尤其在物质高度发展的时代，为了避免功利主义给人带来伤害，重新回归“天人合一”价值观，自然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天人合一”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从“物”与“人”的系统性关系出发来处理“物”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以“物”为中心，或者简单地以“人”为中心。葛小明的《大树独立街头》以几棵树的命运为参照对象，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小区栾树出油，业主要求物业一砍了事，但没有想到夏天无荫可憩息的烦恼。人们只想到大树患病，粗暴治理，没想到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葛小明以物及人，言明人同树木，是一棵行走的大树。大树离开自己的生态系统难以存活。人类又何尝不是生存在生态系统之中呢？
虽然皈依于传统审美意识和传统的观物之审美方式，能写出令人沉醉的散文作品，但是，毕竟时代在发展，如何在当下语境中去扩展传统审美意识，给传统审美意识注入当下性，也值得散文家深思。谢宗玉的《江南江北，尽是潇湘意象》可谓是其中具有典范性的作品。“潇湘八景”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已经蔚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美学旨趣。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复原，“潇湘八景”令人流连忘返。然而，作者的笔触不是去歌颂“潇湘八景”的审美旨趣，而是格外冷静地剖析了“潇湘八景”形成与流变的历史原因，指出“潇湘八景”实际上包含了消极甚至病态的审美心理。于是，作者发出呼吁，要开文化新路，避免文化陷阱，不要盲目“鼓吹那些旧意象”。叶青的《一座山何以成名》也是从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与文化。与一般作品在书写名山大川的时候不加思考地膜拜名山大川的文化传说与掌故不同，《一座山何以成名》的可贵之处在于科学、理智地看待麻姑山成名的原因：自然造化与历史赋予。《一座山何以成名》告诉我们，名山大川文化的沉淀当然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传统，但是，尊重、弘扬传统文化，一定要有科学分析的过程。
书写亲情又不止步于表现亲情
人们常说中国以家庭为本位，中国人格外重视家庭伦理，形成了尊亲爱幼的传统美德。因此，叙写父辈与子辈之关系是散文创作亘古未变的主题。这一类主题既包括书写晚辈对于父爱母爱的赞扬，也有舐犊情深的流露。然而，要写出新意，难度自然很大。本期《散文（海外版）》在亲情书写上也有探索：书写亲情但是又不止步于亲情。探索的路径概而言之有两种。一是以沈念的《长路和短句》、江子的《燃爆记》、田鑫的《河流的几种形式》为代表，着重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叙述“父”与“子”的关系与情感；二是以任芙康的《父亲》、冯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王韵的《夜苍茫》为代表，着重从“横向”的角度书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长路和短句》刻画了一位乡村干部致力于改造乡村的简史。父亲年轻时致力于“移山”，为乡村增加耕地面积，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移山”。后来父亲出任村支书，以“诡计”引来县委书记走山寨的烂泥路，为山寨争取到了修路资金。如果是仅如此记述一位乡村干部的历史，显然没有多大价值。作者巧妙地插入儿子“他”的视角，从父与子的关系中来叙述这一段历史。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史，作为《长路与短句》的内在叙述线索，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江子的《燃爆记》似乎只是写个人的家庭小事，刻画了一位吝啬、脾气暴躁、不讲感情的母亲形象。《燃爆记》的价值在于，它把母子关系置于历史流变宏阔的背景中去思考。在城市禁止燃放爆竹的时代，母亲为了给儿子一家出行祈求平安，执意燃放鞭炮，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然而，这是她难得释放对子女、家庭的情感的机会。时代巨变之中的“不合时宜”，虽然不具备历史价值，但是具备宝贵的伦理价值。这是《燃爆记》要表达的主旨。田鑫的《河流的几种形式》表面上写祖父与姑姑、叔叔，父亲与“我”之间的亲情与羁绊。实质上所写的是在祖孙三代的时光流变之中的亲子之情。作者在叙述之中以回溯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对于“根”的回望。
上述几篇散文侧重在历史纵向关系中书写亲情，避免了平面叙述的诟病。除了在纵向上开掘之外，这期《散文（海外版）》还有一些散文注重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去扩展亲情的书写内涵。“父”与“子”不再是书写父辈形象的载体，而是观察社会、洞悉人心的一种方式。任芙康的《父亲》表面上是围绕父亲和“我”之间关系来书写父子情。父子情固然是文章要表现的内容，但是，以“我”之眼，书写一位与他人交往中体现出品行高洁、“雍容”的父亲人生过往，才是《父亲》的本意。冯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不是简单地歌颂父亲，而是以父与子之间的“朋友”关系为纽带，既书写了父与子之间的深情，也刻画了一位私德上的孝子、工作上敬业的父亲形象。《父亲》《多年父子成朋友》不再拘囿于父子之间，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之中刻画“父亲”的形象。王韵的《夜苍茫》是倾向私人情感的书写。二姨让独子学平参军，儿子参军后，她非常思念儿子。儿子学平也是非常思念母亲，除夕之夜冒着风雪步行二十多公里去县城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由于思亲心切，学平渐渐神志不清。后来全靠二姨独自一人照料。然而，文章还不是简单的“母”与“子”之间的深情书写。这样的私人情感在作品之中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文章有机地融合了“我”的情感。“我”和学平相约，隐瞒除夕雪夜步行打电话的一事，以免增加二姨的内疚之情。文章在这里把单向度的母子之间的私人情感书写，横向迁移至社会关系之上，使二姨与学平之间的感情溢出了家庭内部，构成了一部由爱环绕的社会生活图景。这是《夜茫茫》感人之处，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
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体，散文创作要突破、要创新实属不易。不过，从《散文（海外版）》2023年第1期的作品来看，散文家们在顺应时代之变、在创作中寻求变化和创新上，还是很有成绩的。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14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为什么中日动画片里都有孙悟空？******
中新社北京9月9日电 题：为什么中日动画片里都有孙悟空？
作者 徐文欣 金旭
2022年，中国动画走过百年。这段跨越百年的长篇故事见证着中日动画人互相学习、成长的过往，也记录下两国友好交流、文明互鉴的印迹。
这些印迹中，有孙悟空和阿童木的跨世纪握手，有小哪吒与一休哥的童年记忆，也有中国水墨同日系唯美的交相辉映。
经典动画何以体现中国故事的内核？动画如何为中日文化交流搭建桥梁？动漫产业发展之路何在？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中外青年对话”邀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波、东京大学表象文化论博士陈龑、日本孔雀动漫文化传播股份公司(アニチャイナ株式会社)董事长远藤贵司展开对话。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民族风格何以亮相世界？
中新社记者：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60多年里贡献了500多部作品。为什么这些经典动画能成为时代的记忆？其中有哪些里程碑式作品？
陈波：回顾百年中国动画史，其实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美影”)的漫漫成长路。作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发源地，上海的开放多元为动画创作者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激励一代代动画人实现梦想。
在此期间，上美影贡献了很多“第一”：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神笔》、第一部彩色木偶片《小小英雄》……这些优秀作品开创了中国动画的辉煌时代。从艺术审美和艺术修养来看，老一辈的动画家们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中国民间故事，在美术风格上追根寻源，精益求精，开创出水墨动画、剪纸动画、木偶动画等多种形式，不断探索出更具“中国风”的民族风格，为中国动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资料图：由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交响电影音乐会《天书奇谭》亮相2018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交响乐团 供图中新社记者：中国有哪些动画成功出海？这些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陈波：《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鹬蚌相争》《三个和尚》等取材自中国传统故事的动画作品多次在国际上斩获奖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以《大闹天宫》为例，这部动画将孙悟空这一中国式的神话英雄再现于银幕之上，被法国《世界报》誉为“美感上不输迪士尼，风格上完美呈现中国传统艺术的作品”。
中国动画之所以能够获得越来越多海外观众的关注，是因为独具特色的戏剧元素和绘画风格，为大家呈现了不一样的动画表达方式，这是“民族性”的高度提炼，电影的艺术表达跨越语言、国界和时间，铸就经典。从创作的角度来看，经典动画背后蕴含了老一辈艺术家对人生、对世界、对艺术美学的思考。不论是从表演的细腻程度、剧情结构，抑或是美术功底，优秀作品必定能够历久弥新，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给人以常看常新之感，为观众带来不同层面的思考。
资料图：《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形象。中日动画何以牵手百年？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日动画的研究者，您认为中国动画同日本动漫之间有何联系？
陈龑：中日两国动画起步时间相近，都属于舶来品，二者虽各具风格，但在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互动密切。
日本动漫充满极富东方神韵的中国元素。1926年，日本动画导演大藤信郎创作了日本首部西游记题材漫画——《西游记孙悟空物语》。
一些日本动画师还前往中国创作并生活，持永只仁曾以中文名“方明”在中国定居并创作，其1950年执导的《谢谢小花猫》流传至今，为新中国动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日本首部彩色长篇动画《白蛇传》讲的也是中国故事。
20世纪80年代，中日动画往来愈加密切，典型代表为“日本漫画之神”手冢治虫。手冢因看了万籁鸣执导的《铁扇公主》入行，一生深受其影响。去世前3个月，手冢仍忍着病痛前往上海拜访万籁鸣。他的第一部动画题材源自西游记，最后一部作品则名为《我的孙悟空》。
这个时期，日本的电视动漫进入中国市场，从《铁臂阿童木》到《哆啦A梦》再到《聪明的一休》，这些作品是几代人的美好童年回忆。
当下，中日动画界的往来愈加频繁，除了共同动画项目的制作，还有创作者的接触以及观众间的互动。
《手冢治虫物语 我的孙悟空》宣传海报中新社记者：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动画产业如何推动中日人文交流？
远藤贵司：动画是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产业，日本和中国同为亚洲国家，有相似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环境，民众很容易产生共鸣。
中国动画在人物对话、人际关系、世界观、饮食及情感表达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日本观众通过接触中国动画，会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我认为要创造和扩大日中民间交流的机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联系以寻求新的发展。
陈龑：动画产业的交流多为民间自发行为。因此，加强中日动画创作者的接触交流，使业界涌现出更多优秀作品，让中日观众变成文化相通、爱好相同的朋友，发现彼此文化中的美好，他们自然会找到最佳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可能是一份装扮，也可能是一个角色，这就是动画超越语言的魅力。
动漫市场何以续写传奇？
中新社记者：随着动漫市场的扩大，难免会出现只看票房、不看制作的产品，在您看来，动漫如何实现内容和市场的双赢？
远藤贵司：动漫产业方兴未艾，要实现内容和市场的双赢，首先需要培养原创漫画和小说市场。热门的原创作品改编成动漫的模式不仅使作品价值得到进一步开发，动漫市场也会越来越活跃。其次，成功的动漫作品不仅取决于故事题材的选择，也取决于角色IP的打造。极具魅力的角色是吸引消费者、保证商业利润的关键。例如，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龙猫》，上映之初票房不及预期，但通过各类周边的衍生，成功获利。这个看起来十分适合拥抱的萌物也成了日本的“米老鼠”，可见，周边产品和版权的二次开发利用可以成为动漫业的支柱。最后，我认为放眼海外市场非常重要，角色商品在全球大受欢迎，能够为动漫内容和市场带来热度和助力。
中新社记者：国产动画市场如何才能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陈龑：在我看来，国产动画产业生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不仅需要有优秀的创作者，还要有优秀的团队和投资方。
《大圣归来》便是一个产业良性循环的例子，观众为优质动画买单，投资者的资金得以回收，于是更多的资金愿意流入动画业，反哺出适宜的创作氛围。在这种环境里，创作者更愿意展示自己的作品，为投资方发现“黑马”提供可能。
来源：@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官方微博陈波：中国动画史上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但动画的商业化还处于初期。
动画艺术探索需要大量时间、金钱，创作者既要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创新，又要对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有所涉猎。从业者在保证绘画水平的基础上，还要构建起交叉学科的知识体系。
商业化要为动画创作提供资金支撑，经典IP会带来市场价值，现在中国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如何在IP开发方面进行新的包装，给消费者或品牌方讲好故事，让更多人产生情感共鸣，反哺动画创作是商业化团队亟须解决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创作依然是动画市场的核心，只有拥有优秀的作品，才能让动画市场向好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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