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飞”后的贵州习酒距离上市还有几个路口******
2022年，贵州习酒“单飞”这一事件备受业界瞩目。12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公司名称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随着更名完成，持续了近半年的贵州习酒“单飞”在2022年末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业内有关贵州习酒上市的讨论声渐响。脱离茅台后，贵州习酒上市将不再涉及同业竞争，贵州习酒距离敲钟上市或许更进一步。
贵州习酒“单飞”
近日，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贵州习酒企业名称卸下“茅台”二字，一时间，贵州习酒挥手告别茅台走向“单飞”路再次成为业界焦点。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了解到，贵州习酒“单飞”持续了近半年时间。6月10日，贵州习酒退出茅台集团财务公司。随后，7月12日，茅台发布公告称将划转所持贵州习酒股权至贵州省国资委。同期，张德芹调任贵州习酒任党委书记、董事长。7月15日，注册资本37.5亿元的贵州习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习酒集团”)成立。7月29日，茅台完成划转贵州习酒股权至贵州省国资委。仅在20天后，贵州习酒股权再次发生变更，贵州省黔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习酒集团加入股东行列。时隔4个月，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其中，贵州习酒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此外，贵州习酒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随着名称变更完成，贵州习酒脱离茅台事件暂告一段落。
关于完成名称变更等多起工商信息变化，北京商报记者向贵州习酒发送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对方尚未予以回应。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指出，变更主体类型是为了打破原有类型对贵州习酒独立发展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实现更灵活的股权机制。不过，虽然独立上市是贵州习酒长期发展的目标，但不是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就一定是为了上市，况且以当前贵州习酒的业务规模也不足以支撑一家大型上市公司。
谁是酱酒第二股
业界将贵州习酒的变化与上市挂钩并非强行“组CP”，实际上，贵州习酒曾多次喊出上市口号。
据了解，早在2012年，时任贵州习酒董事长的张德芹就曾公开表示“习酒一定要上市”。而在2021年2月，习水县代表团曾在遵义市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时表示，会全力支持和推动贵州习酒上市。此外，2014年、2017年、2019年，贵州习酒都曾宣布将实现上市目标。不过，以如今既定事实来看，贵州习酒多次上市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如今，贵州习酒已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在业绩层面，曾倚靠茅台这棵“大树”的贵州习酒也在业界站稳了脚跟。12月26日，贵州习酒发布一则《致经销商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贵州习酒已实现含税销售收入超20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贵州习酒的营收目标是177亿元，如今，贵州习酒已经超额完成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脱离茅台后，贵州习酒不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贵州习酒上市路上的最大障碍已扫清。不过，由于股东变更，贵州习酒在三年内无法IPO，尽管上市障碍已经扫清，但依旧无法排上日程。此外，随着酱酒市场的快速发展，酱酒行业内，郎酒、国台酒业都是贵州习酒的有力竞争对手，届时酱酒第二股花落谁家仍不能下定论。
打破酱酒格局
对于贵州习酒而言，“单飞”意味着有了独立上市的资格。而对于酱酒行业而言，贵州习酒的“单飞”则意味着酱酒格局将要被打破。
离开茅台后，贵州习酒从茅台旗下产品成为市场中的独立品牌，在酱酒市场的发展空间也将更大。从产品价格带看，贵州习酒产品主打中端市场，品牌主力产品价格带分布在300-800元内。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贵州习酒京东自营旗舰店中，多款习酒产品有超50万条评价，销量十分可观。当贵州习酒独自进入酱酒市场中，中端价格带将迎来强势劲敌。
值得一提的是，在产能方面，贵州习酒也有着诸多优势。据了解，目前贵州习酒正在推进扩产技改，“十四五”技改(第一期)1.8万吨新产能及配套项目正在建设中。按照规划，到2026年习酒产能将达10万吨。
有品牌、有产能，贵州习酒这个“新”加入到酱酒行业的品牌或将成为行业内多个品牌的竞争对手。
沈萌指出，茅台是最知名的酱酒，但酱酒不只有茅台一个品牌。贵州习酒独立发展是从品牌角度的考虑，而无论是之前同属一家，还是之后各自发展，都只会让酱酒行业更具活力。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指出，贵州习酒的拆分独立，对酱酒品类的健康发展有利，丰富了优质酱酒的产品种类。此外，还对贵州酒业结构优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将带动贵州白酒形成了规模梯次增长的产业结构。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王傲/文 贾丛丛/漫画
·专家观点 ·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
“单飞”后贵州习酒的变与不变
贵州习酒建厂70年以来，企业发展的基因比较稳定。从茅台中拆分独立出来，从市场端来看，影响不大，因为贵州习酒长期坚持与茅台保持“跟随不模仿”的策略，从产品定位到营销策略，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打法，而且市场也印证了这是一套成功的打法。
影响比较大的方面是股权结构和企业管理层面，在资本市场化、管理市场化等方面，贵州习酒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记者手记 ·
上市不会是任何一家企业的终点
持续近半年的贵州习酒“单飞”暂时落下帷幕，当贵州习酒卸下“茅台”这一前缀，虽然拥有了上市资格，但也失去了知名靠山。
对于贵州习酒而言，未来不仅要面临交易所响起的钟声，还要面临产品结构优化、消费客群细分、品牌锻造等诸多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四集《永远在路上》******
四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四集《永远在路上》，1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片中披露了河南省委原常委甘荣坤、安徽省泗县拆迁事务六所原所长王红卫、震动山西的地方金融领域反腐风暴3起案件细节。
嗜赌成瘾、干预司法！甘荣坤腐败细节披露
甘荣坤，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曾长期在海关系统工作，先后任湖北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5月被立案审查调查。
甘荣坤的贪腐，在海关系统任职时就已经开始。当时负责基建工程的他常与建筑行业的老板们一起吃喝玩乐，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嗜赌成瘾，这也成了老板们“绑定”他的绳索。
2002年到2018年，甘荣坤在商人老板陪同下，以多种方式赌博，在最疯狂的阶段，他通过与境外赌场连线玩百家乐、网上下注赌球以及“斗地主”等方式连续赌博，欠下巨额赌债，除找老板代付外，甚至不得不将受贿的一套房子卖掉还债。在因公出国出境期间，他多次偷偷跑到当地赌场大肆赌博，输了老板买单，赢了自己拿走，输赢数额累计上千万元。
党的十八大后，甘荣坤仍然刹不住贪腐的“惯性”。他在湖北、黑龙江、河南等地任职期间，为多名老板在案件处理、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多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甘荣坤在担任黑龙江、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违规插手干预案件，以案谋私。一方面私下打招呼，一方面在正常工作程序中夹带私货。
一位刘姓商人，认识甘荣坤后还没请他办事，先“豪爽”地送上了一千万元。不久后，刘姓商人告诉甘荣坤，自己侄子在洛阳被公安机关拘留，希望他帮忙捞人。甘荣坤知道，干预刑事案件影响格外恶劣，心里并不太情愿。尽管他想要推托，刘老板还是当场拨通了时任洛阳市政法委书记娄会峰的电话，递到了他手里。
河南省洛阳市政法委原书记娄会峰：那个老板直接打给我的，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娄书记，甘书记和你讲话。甘荣坤说，你能不能协调一下，人放了，很直接。
娄会峰把招呼一级级打下去，刘老板的侄子第二天就被违规释放。
越到后期，甘荣坤越来越用权任性。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从本省到外省，从政法系统到其他系统，甘荣坤帮老板打招呼谋利的范围越来越广，收的财物也越来越多，到落马时，已收受财物1.66亿余元。
甘荣坤自以为手法隐蔽，然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陆续从多方面收到了关于他的问题线索，经过分析找准了突破口。甘荣坤成为了在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中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干部，此后又有多名政法系统领导干部相继被查。
明目张胆收钱索贿 这个拆迁所所长将权力用到“极致”
泗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近几年县城建设高速发展，有不少老旧城区、棚户区陆续搬迁改造。安徽省泗县拆迁事务六所的所长王红卫，副所长张松、马成齐，档案管理员端晓伟等四人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在四人当中，拆迁六所原所长王红卫情节最为严重。从2016年担任所长以来，他收受近80人的好处，总金额达260多万元。
拆迁所所长看似是个小官，但权力变现的空间却着实不小。王红卫权钱交易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违规分户、违规更名、虚增面积、将违建算成合法面积、多算装潢附属物补偿等。他不仅接受请托收钱，还主动开口索贿。
王红卫根据办事大小，明目张胆收钱，从几千块到十来万不等，还收受大量礼品，烟酒茶、土特产、服装、购物卡，一概来者不拒。对群众的合法权益、合理诉求，他同样吃拿卡要，将手中权力用到了极致，让一些群众深感愤怒。
拆迁六所出现腐败窝案，王红卫作为“一把手”，不仅带头贪腐，还带坏了下属。两名副所长中，张松在王红卫治下深感如鱼得水，几年下来收受财物上百万元。马成齐则有所不同，起初并不想越界。到2019年，马成齐经不住诱惑开始收受财物，堤坝一旦开了口子，就一溃千里，最终他受贿金额超过50万元。
档案管理员端晓伟则是2017年大学毕业进入拆迁六所工作。一到单位，王红卫就布置他改档案、做手脚，刚出校门的端晓伟心情十分复杂。王红卫布置端晓伟违规办事的时候，也主动会分给他好处费，不断给他灌输贪腐经。时间一长，端晓伟也渐渐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开始和王红卫同流合污。
2021年6月，王红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其余三人也分别受到相应的纪法处理。泗县纪委监委向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县财政局、审计局共发出四份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在全县公布该案的查处情况，推动纠正征地拆迁领域的歪风邪气。
为借新债不断“围猎” 这场金融反腐风暴涉案人员达168名
近年来，一场地方金融领域的反腐风暴震动山西，最终有12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其中，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12人，涉案金额1亿元以上的8人。这场地方金融领域反腐风暴的启动，源于不法企业“德御系”引发的金融风险事件。
“德御系”的实际控制人是田文军，旗下的少量实体产业实质上只是幌子，真正的逐利模式，就是违规从金融机构套出钱来，再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多年来，“德御系”从山西省多家农信社、城商行等金融机构违规融资贷款达两千多亿元。2017年，“德御系”长期违规圈钱被戳破，资金链断裂，带来地方重大金融风险积聚。
造假是“德御系”的一大法宝，它设有一个所谓的技术处，这里炮制的假公章就有上千枚，从这里查获的伪造文书材料竟重达十几吨。与造假配套使用的另一个法宝就是围猎。当银行主要负责人已经成了被金钱俘获的猎物，自然就不会去捅破“德御系”虚假的“窗户纸”。
2017年，省联社开发了一套资金运营管理系统，要求全省资金业务流转、审批都必须通过该系统办理。大数额、高风险业务必须经省级把关。“德御系”的一些违规业务，是无法通过系统关口的，于是，他们把手握该系统闸门主管权的史琴芬锁定为又一个围猎目标。
山西省联社资金营运中心原主任史琴芬：田文军他就说起来，孩子毕业了吗？找到工作了没？我说还没，他说去我上市公司去工作去吧，他说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引进人才，会有一些解决北京户口的这个名额，我说那就先去你那，去他那确实给孩子解决了户口。
史琴芬“投桃报李”，为田文军打开了系统的后门。经她批准，开放系统端口，改写业务数据，帮助“德御系”关联企业完成续作和新增资金业务71笔，金额高达264亿余元，造成债务违约金额达68亿余元。
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德御系”违规融资导致金融风险积累的重灾区，原阳泉市商业银行就是典型。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首明先后收受田文军贿赂6000万元，原党委副书记、行长赵建涛更是田文军培植的代理人。
2016年，时任副行长的赵建涛准备竞聘行长，提出需要花钱“打点”，田文军当即表示鼎力支持。各遂心愿的李首明和赵建涛，共同为田文军打开了资金的闸门，先后为“德御系”关联企业累计违规融资上百亿元。
专案组历时15个月，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查处涉案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所得总金额达27.89亿元，追缴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共计76.73亿元。
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诫我们，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反腐败容不得任何松懈。同腐败的较量就是一场殊死搏斗，只能进、绝不能退，只能赢、绝不能输，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嗜赌成瘾、干预司法！甘荣坤腐败细节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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